小雪

《伯力审判材料》：中国媒体严重失职！

就在东北三省档案馆“发现”侵华日军“731细菌部队”罪证文书之后，受媒体报道的启发，又有一些类似的发现从我国各地传来。诸如，黑龙江发现了“特别移送”受害人线索；吉林发现了日本细菌部队遗弃的器具。南方某省发现了日军使用的小册子、地图等。这些大多为日军秘密细菌战之遗存，与档案馆发现的日文文书一样，同属战后公开披露的原始罪证，是揭发和控诉战时日本犯有“灭绝人性罪”的有力武器，将这些不为人知的罪证找出来，公诸于众，有助于印证历史，教育民众，是件大好事，可喜可贺。媒体称它们的面世为“发现”似不为过。但是，我们也发现，并非所有上了报纸的罪证“发现”新闻，报道的都是罪证的发现。例如多家媒体对《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》（以下简称《伯力审判材料》）一书的报道，将此书藏本的“面世”，统统说成日军罪证在中国的“首次发现”或“惊人发现”，就是典型一例。经过认真地调查和分析，我们不敢苟同媒体的罪证“发现”说，特提出质疑如下。
　　
　　大凡新闻报道范畴内的“发现级”事物不外有三种类型。一是“史无前例”型，如门捷列夫发现“化学元素周期表”；居里夫人发现“镭”元素。二是“失而复得”型，如保利集团在境外发现“圆明园”建筑装饰“四兽头”；湖南里耶镇古井出土秦竹简文书等。三是“藏未著录”型，如故纸堆里发现名人佚文、画稿；博物馆藏品仓库中发现商周文物等。除此之外,大概就算不上”发现”了，至少算不上新闻意义上的”发现”.。
　　
　　对比之下，《伯力审判材料》一书藏本的“面世”算不算新闻意义上的“发现级”呢？ 答案应该是否定的。
　　
　　第一、《伯力审判材料》一书纯属新中国进口图书。该书出版于“伯力审判”后的1950年，由前苏联外文书籍出版局印刷发行。当时，新中国已经成立，中苏两国尽管建交时间不长，但两国之间的政治、经济与文化往来，已经全面展开。现在年龄60岁以上的老知识分子都还记得，解放初期，前苏联为我国第一大图书进口国，今天我国图书馆藏中的许多翻译作品，其俄文原著大多是那时从前苏联进口的。前苏联当局于1949年底完成“伯力审判”，随即向世界公开了本次审判的过程与结果。该书除俄文和中文版外还有英文、日文等多种版本发行于世，当时苏方向我推销该书，以及我国需要进口该书，都在情理之中。估计该书进入中国的时间早不过1950年末，迟不过1956年。有媒体称，在“发现”的一藏本上加盖了售书章，印有“东北书店”的字样。这说明，此书不是经由海关零星流入我国的，必是由国家经贸部门组织购入的大宗进口书籍之一。目前、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承担我国图书进出口业务，其前身是中国国际书店，因此，《前日本陆军被控案审判材料》一书，有可能是中国国际书店组织进口，再通过国营书店网络，销售到国内各地的。文革以前我国进口的前苏联图书种类繁多，数以千万种、册。距今既不隔“朝”亦非换代，谈何“发现”之有？
　　
　　第二、《伯力审判材料》一书在中国有广泛收藏。到目前为止，对此书的个人收藏“发现”，媒体共披露了7桩，计有：
　　
　　2002年5月20日中新社吉林分社报道的吉林市大红本；
　　
　　2002年6月13日《新消息报》报道的宁夏石嘴山市魏氏原购本；
　　
　　2002年8月22日新华网报道的河南新乡县张氏藏本；
　　
　　2003年3月19日《无锡日报》《扬子晚报》报道的无锡惠山区藏本（成都转让）；
　　
　　2003年10月报道的襄阳县档案馆藏李氏捐赠本；
　　
　　2004年3月2日中新网转载《时代商报》报道的本溪满族自治县付氏藏本；
　　
　　2004年6月16日“新华网” 报道的山东省沂南县张氏藏本；
　　
　　据宁夏本收藏人透露，50年代我国的县级新华书店曾公开发售过此书，至少在辽宁省是如此。如此说无误，就排除了此书内部发行的可能。另外，还表明此书当年的发售量相当可观。如果以每一书店售出2—5册计，当时我国30省2000多个市县，其总发售量达到3000-10000册并非不可能。还记得1961年暑期，笔者在黑龙江某县城读小学5年级时，去城郊一同学家聚会，就曾在他家的杂品箱里翻检到此书，由于书中所录战犯罪行惨绝人寰，闻所未闻，所以事过40年仍不敢忘却。据此可以判断，此书的民间收藏远不止以上7册，今后还会有更多藏本公诸于世。
　　
　　事实上，此书存世最多的还在公共收藏部分，从理论上讲，凡是1950年既已存在的图书馆、图书室、资料室，都有可能收藏此书。诸如县级以上图书馆；大专院校、科研院所的图书馆、室；县、团级以上党政军机关的资料室等。据笔者所知，黑龙江省档案馆就收藏有此书，而且不止一本。保守估计，我国存世的公共收藏本不会少于百册。众所周知，当国家还拥有一定数量的公共收藏时，再称任何与之相同的民间藏本为“珍本”或“孤本”显然不合适。当然，公开这样的民间收藏，也就不能算作新闻发现了。
　　
　　第三、《伯力审判材料》一书重印在前，“发现”在后。据笔者所知，早在形形色色的“发现”问世之前，我国就已经有了此书的重印本。重印本书名《伯力审判—12名前日本细菌战犯自供词》；全书38万字、493页，1997年1月由“吉林人民出版社”出版。书号ISBN 7-206-02617，印数1—3,100册。在“出版说明”和“内容提要”栏中，编者明确指出：“本书根据前苏联1950年外国文书籍出版局《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》重印”。------“本书是首次在我国正式出版。------这是一本保持原有风貌的‘历史审判材料’”。新书在东北三省的书市上留存时间很长，笔者案上的一本就购于1999年底，哈尔滨市路边的书摊上。这一时间比国内媒体对第一例原版书的“发现”报道早了两年半，比最近一例“发现”报道早了差不多4年整。很显然，在“供词”再度公开出版许多年，全国新增3100位此书收藏者的情况下，新闻媒体还在接连报道各地收藏“供词”的“惊人发现”，着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，不能不说这是我国传媒界一起罕见的“低级”失误。
　　
　　综上所述，不难看出我国媒体已披露的《伯力审判材料》一书，一不属于破天荒披露的首藏本；二不是劫后失而复得的“珍、孤本”；三不是遭前人尘封，再被今人识破的“埋没本”。而是一本由新中国进口，被新中国收藏，在新中国重印了的现代版书籍。因此，新闻媒体没有任何理由将这样一本书的收藏，报道为新中国境内的“重大发现”、“惊人发现”乃至于“首次发现”。调查表明，媒体围绕此书所作的“发现”新闻报道，严重失实，是非常错误的。
　　
　　既然一则报道失误的新闻，能够传播几年无人纠正，且牵连到7省多家知名媒体。人们不禁要问，我们的媒体怎么了？我们的舆论监管、我们的学术界又------？其实，这个问题不难回答，答案就在那些失误的报道之中。某新闻社吉林分社地处省会长春市，附近就有省社科院、吉林大学两大学术机构，向来以研究日本侵华史和“满州国”史而见长，那里的专家不会不知道《伯力审判材料》中文版及其重印本。想必是该新闻社的采编当事人自己不懂，又疏于向史学大家求教，就想当然地投身到了收藏界，仅凭收藏协会某会员：“这本书很少见”，有“价值”，有“意义”的鉴定，就编发出“发现”《伯力审判材料》的新闻，首开全国对此书“发现”报道之先河。可见问题出在新闻从业人员的“无知”与“轻率”上。恐怕与“老新闻”过多离岗，有关方面对新闻工作人员录用、选任监管不利，专业干部“高职低能”现象有关。
　　
　　还必须承认，几家媒体依赖的“专家”也有问题，是他们误导了新闻采编人员。如河南某大学历史系一副教授误导了新华网，称此书：“是首次发现的审判侵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的原始材料”；襄樊市某档案馆负责人则误导了南方网，称：“这是全国首次发现详实记载有关日军准备和使用生化武器的文本”；是未具名的“有关专家”误导了《无锡日报》，指出：“该书在国内还很罕见，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馆藏价值”------。实际上，他们都不是研究“审判日本细菌战犯”方面的专家，他们之所以肯亮相媒体。大概出于三方面原因，第一、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义愤。第二、不了解《伯力审判材料》一书在中国的发行与重印。第三、不得不说的“高职低能”因素。
　　
　　事到如今。学术界中的资深学者还没有人出面评价“发现”说。那么，是不是意味着他们赞同了“发现”说呢？其实不然。学术界中的资深学者大多六旬开外，他们之中凡是了解“伯力审判”的人，则无一不知道情报的最终来源是《伯力审判材料》一书。即便数十年后再见到此书，他们也绝不会感到惊讶。面对“发现”说他们之所以缄默不语，大概嫌“发现”说错得过于浅白，不屑于与之理论罢了。
　　
　　追讨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责是一项特殊的政治斗争，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群“残害人类又不肯认账的”日本右翼，同时还有受法西斯毒化教育多年的广大日本民众。因此，我们的控诉与宣传必须做到证据确凿、万无一失。任何与事实有出入的宣传非但不能打击日本右翼，伸张我民族大义。反倒会授人以柄，陷我于被动。
　　
　　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，侵华日军在我国悍然发动细菌战，不只对中国犯有灭绝人性罪 ，而且也是对整个人类道义的挑战 。中国作为日本细菌战的主要受害国，有责任全面、彻底地揭露侵华日军的细菌战罪行，把战时日本军政当局推上审判台，以维护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尊严。由于历史的原因，中国政府未能完整地承担起这一责任，由前苏联单方面对日本细菌战犯进行了审判。但是，新中国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。建国后，我们曾经适时地进口、发售和重印《伯力审判材料》就是一项基本的证明。“发现”说无视这样一些史实，表面看来似乎在警醒世人，勿忘国耻。 而实际上却抹杀了半个多世纪以来，我国官方和民间为追讨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所作的努力，政治上有害无益。《伯力审判材料》一书“发现”说合该休矣！

来源：豆瓣